说起来是六、七年前的事了，一次，已故的吴云溥约我在新雅酒店吃早茶，同座都是《上海滩》同人，蒋文杰好像也在。漫无边际的闲聊中，吴云溥忽然提到，他听谁说过，三十年代陈望道办《太白》半月刊之初，曾邀请鲁迅商量，就在这家新雅酒店。 
     我当时未置可否，心里却想，大概那时的新雅酒店还设在虹口，陈望道请鲁迅到新雅是可能的。回来，想查查此说是否确定，翻了一下《鲁迅日记》，果然找到1934年9月4日的日记中有一条：“晚望道招钦于东亚酒店……同席十一人。”原来是东亚，不是新雅。吴云溥，或那位告诉吴云溥此事的人记错了。 
     但鲁迅确曾有几次到过新雅酒店进餐。1933年12月8日，当时《申报。馆的俞颂华请客，这天的日记记有一笔。但我搞不清楚那时的新雅是在虹口呢，还是在如今的南京路。 
     但鲁迅在逝世的前一年的确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店，为海婴过生日。1934年9月27日的日记记道：“海婴生日也，下午同广平携至大光明大戏院观《十字军东征记》，次至新雅夜饭。”从南京西路看了电影出来，到新雅酒店晚餐，只有一箭之遥，方便得很。 
     那次吴云溥说到陈望道，我倒确实在新雅酒店遇到过陈晚道。那是1952年，这天上海高校教师在福州路天蟾舞台听陈毅市长的报告，散场后，我同震旦大学的一个同事到新雅午餐，正好碰上陈望道和夫人蔡葵也在新雅吃饭。蔡葵女士是当时震旦外文系主任，我本来不认识陈先生，经她介绍才相识的。 
     顺便谈谈我和新雅的另一次因缘。1958年9月，我和当年《西风》杂志的主持人黄嘉音有一次奇怪的约会，正在新雅酒店。 
     　 黄嘉音和我都是右派分子，但我不认识他。当时号召到宁夏边疆参加建设，说白了是谴发去改造。名单当然是内定的，我很识相地报了名。一天，黄嘉音忽然通过李小峰（或孔另境）转告，要约我一谈。素不相识，我想不通其约谈的原因。心想一定是乃兄黄嘉德有什么话要转告，嘉德原是圣约翰大学的文学院长，我们在解放初共同参加过四五个月的学习，那年的夏天我到过青岛，嘉德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派在山东大学外文系任，我去青岛时也曾会晤。除了这个关系，黄嘉音和我浑身不答界，绝无约见之理。当时右派之间打交道是有顾忌的，他约我到新雅酒店一见。 
     　 我是大会上批评过的，出版系绝无人不识，但我却不认识他。是他在新雅门口等我，自报家门的。原来并非乃兄黄嘉德有什么话带给我，而是他也要去宁夏，见面的目的是，询问我全家西迁，家具之类应该怎么带法？ 
     这事我出不了主意，我从抗战起东飘西流，解放前夕才定居上海，什物有限，他在上海已定居几十年，我怎么能同他比？我说：您还是自己定夺，或去请示领导吧！ 
     他带了两大卡车东西去，一架斯特劳斯牌的三角大钢琴，也听领导的话带了去充实那边的文化。当天他还特别问我钢琴该不该带，说明他是犹豫的。后来，正是这架钢琴害了他。到那里后，他被派在六盘山区的固原地区教小学，学生常到他家去。那边的孩子多咱见过这样的玩艺？于是一个衙内式的学生，当地最高官的儿子乱敲乱打琴键。在那边，是坏了也没处修的，黄嘉音于是喝阻，这小皇帝就回家哭诉，说老师欺侮他了。你想后果会如何？黄嘉音被下放到乡间，去“充实”边疆文化的钢琴就不再属于他。此后，在“文革”惨死，自杀他杀不明。当然这是后话。 
     1980年我在济南山东大学又遇到了乃兄黄嘉德，告诉他1958年嘉音和我在新雅酒店的会晤，嘉德说：你该劝阻他不要带钢琴去的。可是，我不是未卜先知，我怎么知道事情会这样…… 
     　 因此，每次到新雅，我就会想起和黄嘉音的那次会见。吴云溥在新雅请客那回，我也提起了此事，为此欷嘘一番。